秀英奶奶，来自世界低处的进击
文 | 罗晓兰
编辑 | 陶若谷
剪辑 | 沙子涵
草芥子
10多平米的卧室，旧房的水管常堵，房顶沁出青色的水印。窗外是红砖平房，挡住了视线。狗吠声传来，又有邻居家的狗往门上撒了尿。
在内蒙老家的这间“书房”，秀英奶奶完成了大部分文章与画作。稿纸是外孙上学时的作业本，发了黄，一翻页“簌簌”响。怕浪费纸张，字冒出了横线，白色涂改液像补丁打在错字上。
午后，她坐在黑色长条桌前，写写停停，不时翻字典，一句话至少有个字不会写。累了，站起身走走，喝口水，出门转转。直到日头偏西，稿纸看不清了，她停下，变回母亲和姥姥的身份，给家人做饭。每天三四个小时，她讲不出是怎么写出来的，也记不清花了多长时间。就像讲话一样，想到哪里，写到哪里。忙了，就停上几天。
房前的空地上，她砌了一小块花圃，种上长寿花、半枝莲、牵牛花和蜀葵。都是寻常的花，她喜欢红艳艳的，喜庆。她画下它们，牵牛花最是生动，藤蔓拐个弯，枝头高高翘起。“正开花了，被蚜虫咬蔫了”，她很是心疼。她写每天午后，有几十只蜜蜂飞来，细细去数，画上确有大大小小十几只蜜蜂，每只都点上眼睛，像蝙蝠侠一样昂头往上冲。
在她笔下，昆虫也有了名字。以前她在农村，蝴蝶都叫蛾蛾，看体型叫大蛾蛾、小蛾蛾。如今它们出现在书里，翅膀张开，斑点绚烂，触须轻碰花蕊，叫凤蝶。
秀英奶奶想起遥远的童年，下地时摘束野花，拿回家养上两三天。冬天，将豌豆泡出芽发苗苗，放在窗台上。或用铁丝扎红布做假花，栽在瓶瓶里。儿时她常采一种紫色的花，折下花朵嘬甜水，现在，她知道了这叫野胡麻。
她循着记忆，画庄稼地里的胡麻，也画小狼狗、骡子和鸡，渐渐延伸至农具、劳动场景，配以几十字或几百字的散文。画里也有人，二弟高考失利后当农民，自学画画，画一个秃顶的肥胖男人坐在公章上，讽刺时局，男人滔滔的话语变成了音符。
住在上海的小儿子吕永林有次收到母亲发来的画，是片胡麻地，花朵布满纸张，蓝盈盈的，他一下子被击中，觉得看到了母亲从未袒露的内心一角。时隔几年，他仍记得当时的震撼：母亲的内心世界原来如此迷人，竟然有种自由感。“再卑微的生命，都心藏瑰宝、绚丽璀璨。”他借用梵高的话总结。
但如果以文学、艺术创作的视角看，她的作品算不上最好的那一类。画面扁平，没有立体感，围墙像路面。比例失调，人比房子还大。配文是小学生一般的字迹，笔力松软，有些歪斜。
文章口语化，看不出什么写作技巧，题材也算不上新了。村里的赤脚医生媳妇被批斗，他心疼，替她戴上羞辱人的大纸帽。耕地时也戴，风一吹，纸帽上的纸条一扇，把牛惊得飞奔，他在后面扶着犁，也跟着跑。
不过这些并不妨碍她被人喜欢。那些旧人旧事，作家刘震云说是“世上像草芥子一样被忽略的人”。豆瓣读者看她的文章，觉得像夏日在树阴下乘凉，听邻里长辈慢慢悠悠地讲故事，还有人买了胡麻种子。
作者却不懂这些。75岁的秀英奶奶说，别处的人我不了解，没法写，我就写近处的，还有身边的。也没有什么灵感之谈，这就是她的一生。
新书《世上的果子，世上的人》摆在桌上，儿子拿来给她签名，要送给朋友。“光签名还是写话了（呢）？写甚（什么）？”她带着浓重的内蒙口音问。儿子写好了让她照着抄。她低下头，老花镜挂在鼻梁上，用力捏住笔管，慢慢誊写。写到名字的时候，她抬了抬胳膊，另起一行。
半个世纪以来，她几乎没握过笔，认识的字只百十来个。给500本书签名，普通人几个小时能写完的，她写了整整一天。
晚年重新写字，她常写错，“已经”写成“以今”，“那个”写作“乃个”，“衣”成了“农”。标点符号也不会，一句话从头到尾连在一起，最多点个黑点。摄氏度符号℃，左上的小圈常被写到右边。头天学的字，她第二天就忘了。
而且她是左撇子，上学时硬是学会了右手握笔。现在画画还是左手得劲，但也拿不惯。画堇菜花的花瓣，她擦了画，画了擦，怎么都不对，“笔不用我，自己那个（动）。”
第一本书出版后参加书展，几十个人排队找她签名，守在跟前看她写。她有些紧张，手发抖，一会儿觉得字写得难看，一会儿嫌自己慢。现场的读者回忆，她嘱咐过两次，祝福语不要写连笔，怕临摹时写错，签名更是“一笔一划”。她郑重写下：秦秀英。
在农民、母亲和奶奶之后，她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。“很高兴。”她描述不出更多的情绪，只说，像回到了上学的时候。11岁那年，她偷偷跑去小学报名，插班上了二年级。此前，父母从未给她取过大名，村里人都叫她“二白子”，因为大姐长得白净，而她排行家中老二。
入了学堂，要有姓名，村里有人叫“秀英”，她觉得好听，也不知道甚意思，就取了这个。第二年赶上困难时期，就辍了学。老师几次捎话让她回去读书，都被母亲拦下。这一拦，她再没听过别人喊她的姓名，直到出书。
出版社的编辑上门拜访，都是儿子儿媳在聊，说起自己的画，秦秀英话才多起来，但口音重，编辑听着吃力。被问到自我评价，她说：“我是一个农民”，想了想，“上过一年半小学”。儿媳跟她吵：废了那么大努力把你培养成作家，干嘛把自己伪装成什么都不懂的农村老太太？跟你说了，要自信。
“我不写，他们不理我”
10月24日一大早，餐桌上又爆发了争吵。清晨4点，秦秀英被儿子儿媳叫上，下楼看猎户座流星雨。儿媳给她科普：地球的轨道运动到哈雷彗星的轨道上，彗星脱落的碎片撞击到大气层……回家后，她考婆婆流星雨是怎么形成的，秦秀英说没听。
见苦心白费，儿媳生了气，那你当时在想什么？秦秀英说：“哈雷彗星不就是扫帚星吗？见了是要遭灾的，我十几岁时天天看到，没几年就有了自然灾害、文革……”
“瞎扯，要真是这样，为什么当时没发生？”儿媳是她画画、写作上的师父，因为观念不同，两人时起冲突。
“它可以预测，可能是一年、五年、十几年，后面有灾都跟它有关。”1947年出生的秦秀英答。
见婆媳各不相让，秦秀英的儿子赶紧两边说好话，“科学是要信的”，“但老人的话也未必就错”。儿媳喊道：闭嘴，都不许说话了。每一次，争吵都这样落幕，冷场片刻，事情就算过去了。
在上海杨浦的某个居民小区，秦秀英的儿媳一见到我就吐槽“把我气得啊”，秦秀英不说话，光是笑。她长居内蒙，隔一两年到上海和小儿子、儿媳小住一段。和所有进城老人一样，她在大都市无所适从，习惯了缩在子女身后，穿平底鞋，黑色裤子，暗红色尼龙外套，走路时微微踮脚，勾着背。
儿媳去公园做活动，给小学生讲自然知识，将她拉上前，介绍她的励志故事。她不说一句话，脸上习惯性带着笑，双手交握，垂在身前。被安排给孩子的画上盖章，儿媳嫌她慢，拿过印章自己来，她又默默退到人群外。
有小孩递来一袋子零食，让她拿，她的手不知该不该放进去，犹豫着取出一根棒棒糖，尴尬一会儿，又笑：“我不知道该说甚了。”
儿媳叫芮东莉，秦秀英给她取名“芮员外”——在内蒙巴彦淖尔的老家，旧时地主叫员外，就是这种派头。出书后，有颁奖和演讲活动发来邀约，秦秀英不会说普通话，芮东莉负责训练她。
白天秦秀英自己练，晚上给儿媳试讲。芮东莉躺在摇椅上，二脚板翘起来，边听边晃。老人为了声音洪亮，离她两三米远坐着。刚背，就被芮东莉打断，不对，重来。再背，不行，重来。秦秀英总是出错，“（我）像个背课文的小学生，她自己倒舒服了。”有时老人不耐烦，生闷气，也不吱声，进了自己的房间。
或者直接罢工几天，夫妻俩劝不动了只能吓唬她：合同都签了，你的名字都印了，不去要罚款。有时双方情绪都上来了，别背了，不去了。
芮东莉是古汉语博士，快人快语，喜欢自然胜过人类。家里的客厅像博物馆，没有电视和长沙发，除了书柜，墙两边打了玻璃橱窗，放满了各地捡来的鸟巢、贝壳和昆虫标本。她在出版社工作多年，评“正高”时被关系户挤掉，愤而辞职，当自由撰稿人，兼做自然教育。
丈夫离世后，秦秀英被接来了上海。2011年，一个春日去公园，回到家，芮东莉拿出纸笔，哄婆婆把公园里看到的花画下来。秦秀英拒绝：“我哪儿会画画呀！连个字也不会写。”芮东莉打开照片，逼她对着画。
秦秀英让步了，她想，子女们高兴就行，画了一朵二月蓝。芮东莉还不满意，又让备注上花的名字、观察地点等，秦秀英写了拼音。第二天，芮东莉还让她画，说下班回来要“检查作业”。
回忆起来，芮东莉说婆婆很快就爱上了这种记录大自然的方式。但秦秀英淡淡地说，“就是消磨时间。”她想，等他们看到我不会，就不让我画了。没想到儿子儿媳使劲夸，说她有天赋，颜色搭配很好。
但秦秀英没有任何绘画基础，第一次画，她花了整整一天。在最初的手稿里，线条松散，花朵瑟瑟缩缩的，颜色也偏暗淡。她想，不画了，画下来有甚用？而且，自己喜欢的花都画完了，再画甚？——不行，画别的动植物。
她停了一段时间，“但我不画，他们不理我”。老人性子绵软，又拿起了笔。芮东莉顺势成立家庭写作工坊，周末一起去公园写生，还将她的画上传到博客，“网友们可喜欢了，你要继续画呀，不能停，他们要转载的。”秦秀英不懂，画在家里搁着，没人来看过呀。
有次，她画的麻雀觅食登上报纸头版，秦秀英开始有了学习的兴趣。芮东莉顺势教她学打字，记键盘。慢慢她也学会了，尽管只是“一指禅”，食指一顿一挫地敲。《胡麻的天空》出版后，吕永林和妻子觉得时机成熟，可以让她写写过去的事了，便让她准备第二本书。
样章交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分社，几位年轻的编辑却“很不满意”，认为农村过去的事跟年轻读者有距离，内容又过于简单——文字只有一篇《我的父亲》，寥寥不到两千字——没有情感张力，营销编辑直言，读了没感觉。
秦秀英将父亲放在开头，是觉得他奠定了秦家的悲剧底色——被抓壮丁后当了逃兵，他不敢回县城，带着家人在陌生的村庄安家，此后是漫长的饥饿、穷苦与疾病，子女们继续当农民，重复他的老路。
可编辑的建议反馈到家里，儿子和儿媳也犯了难，让她再想想温暖些的故事。但在秦秀英的脑子里，往事都是灰暗的，几无亮色。写到四妹妹时，更是暂停了好几次，边写边哭，泪水止不住，她拧开水龙头冲，眼泪仍在流。
动荡年代，她的四妹妹被公报私仇，不能继续当教师，入党也被卡住，她因此被退了婚，成了村里人眼中的“疯子”。她后来嫁人，生了孩子，但被同村的光棍强奸，又被婆家圈进小房子里，全身一丝不挂，蹲在地上，吃不饱，没多久就去世了。写这篇她花了一个月，哭了好几场，写了改，改了写。
儿子吕永林让她不要一味“诉苦”，试着挖掘四妹妹性情里的温婉美好。这对她来说太难了，她不想写了。儿子不想让她逃避，说可以歇几天再写。秦秀英又找借口，老人的脑子不能过度使用。吕永林感到悲伤和愤怒：“我母亲有这些想法，是时代对这一代人的剥夺。”
和衰老、时代、过去争夺母亲
写到第10年，秦秀英笔下的父亲终于有了亮色。2021年的一天，她忽然想起父亲带她去镇上看《斩窦娥》，父女俩走在一片黄澄澄的麦地里，父亲伸手抚摸麦穗，第一次跟她说了很多话。她听不懂山西梆子，但记得那天的愉悦。父亲还留了块地种海娜花，给她和姐姐妹妹染指甲。书稿样章里那个躺在炕上的中风老人，第一次有了清晰的面目。
书写过程中，她还想起家里养过的一只狗。它会看家护院，断羊赶贼，估摸主人要回家了，就摇着尾巴出门迎接。不知谁把它碰到了，它就把“蹄蹄”抬起来，朝主人叫，直到主人握住爪子，摇一摇哄它：“好了好了，不疼了。”
路过宠物医院时秦秀英就想，要是当年有钱能治好它多好。她画下那只狗，取名“小狼”，画它在夜晚看门，隔着栅栏朝偷吃粮的毛驴叫，头顶是缺了口的月亮，月光洒满院落。
她写道，“夜里，我梦见小狼没死，一开门它就从远处跑来朝我摇尾巴，让我握它的蹄蹄。”读到这里，吕永林落了泪，他为这样的表达欣喜，觉得重新发现了母亲。
母亲在迅速衰老，孩子们成家后，她开始变得唠叨。吕永林早年回老家，刚坐下，母亲就拉个小板凳坐旁边，一边抹眼泪，一边絮叨过去。妻子芮东莉听不懂方言，只能忽而假装同情，忽而假装悲伤。吕永林也默默打开手中的书页。
来到上海，母亲人生地不熟，曾花一块钱买了一根葱，对此耿耿于怀，更不爱出门。吕永林下班回来，打开母亲的房门，常看到黑暗里她舍不得开灯，干坐窗前，静静地望向窗外。有时是看楼下经过的人，细细打量他们在做什么。她说自己习惯了，不闷。
吕永林是文学博士，今年47岁，在上海大学教创意写作。他和妻子是丁克，秦秀英劝过生孩子，吕永林无法跟她解释清楚。他崇尚自由，不愿为了孩子的上学、求职、结婚“辱身降智”，他自述对“人事”漠然，当了15年讲师才评上副教授，在上海20年才买了房。妻子跟他年龄相仿，还洋溢着少女的天真。
他知道母亲进不去上海人，包括他和妻子的世界。有时婆媳俩聊到月经，秦秀英说它晦气，女人的内裤不能随便晾，芮东莉很生气：通风晒太阳才有益健康。秦秀英不听，内裤都偷摸藏起来晾。聊到轻生，芮东莉会从心理疾病和社会原因去解释，秦秀英却说“平生最恨上吊的人”——他们死后会成吊死鬼，回原来居住的地方，把活人抓走。
她也不再处于大家庭的中心，子孙们好多事都不跟她讲。小区楼下的老太太，大多领着孩子，问她是来看孙子还是外孙？秦秀英说，“我玩来了。”对方似乎有些不屑，不带孩子不回老家，住下做啥咧？她笑笑，走开了。
吕永林开始深切地感受到，母亲的精神世界是黯淡无光的，心绪陷在多年往事里。“一个离开土地，没有退休金，不爱串门，没有朋友，缺少个人尊严感和身份感的中国女性老农民的孤独。”他不禁想，除了物质上的赡养，还应该给母亲创造一片属于她的天空。给她找点有意思的事做，和衰老、时代、过去争夺母亲，将她从苦难的泥潭里拽出来。
为了教会母亲学上网，他把步骤抄在纸上，让母亲看着学，晚上回来又手把手教。但秦秀英转眼就忘了电脑怎么开，妻子芮东莉继续教，却又听见：“电脑不知碰到哪了，出来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连关也关不掉了。”
有天母亲怎么也学不会，妻子来了气：“今天学不会，不许吃饭。”他把妻子说了一顿：“学不会就算了，还能不让吃饭了？”第二天轮到他教，母亲刚学会，过了一会儿又忘了，他一下急了：“今天学不会，不许睡觉！”妻子听了哈哈大笑，但他发现，母亲脸色暗下来，不说话了。
吕永林感到愧疚，自己怎么忘了儿子的身份？在他的记忆里，秦秀英是个慈母，从未打骂过孩子，每年过年，熬夜给他们缝制新衣鞋，钨丝灯下的忙碌背影，深深地刻在他心里。即便在被丈夫频繁家暴的那些年——那时还没有这个词，也从未影响过秦秀英对子女的悉心抚育。
两夫妻一辈子感情不和，打架，“三天两天就打”。她原本想离婚，公社领导说，离了婚娃娃们落个甚结果啊？她听了，拿不定主意，小女儿才三个月，正在吃奶。后来又有人来劝，她思谋，一个农村女人也难生存，就这样吧。
在吕永林的讲述里，父亲则是一个失意者。他农闲时爱躺着看书，给孩子讲民间故事和处世哲学。他到过上海，站在外滩上拍过照片，却对妻子拳打脚踢。没有爱情，连表面的和睦都难维持。直到2009年，他患上前列腺癌，母亲照顾了两个月，送走了他。
后来秦秀英到了上海，生活好了，还是习惯将餐盘里的肉让给儿子和儿媳，给他们做手工月饼，缝枕套，没有属于自己的爱好。
当我问到，你让母亲重新面对过去的苦难是否很残酷？吕永林说，痛苦是可以跨越过去的，通过书写可以把往事重新安放，拉开距离观望，精神得到纾解。但年迈的母亲能否承受得住？他觉得可以，母亲睿智，且自控力很好。在一次次“逼迫”下，秦秀英写了下来。
《新华字典》翻得多了，边缘磨起了毛，掉了页。她是这么查字典的：按拼音查，先找到声母，嘴里念叨着字的读音，食指一个个往下点，直到那个音节出现；按部首查，不懂数笔划，从第一页开始，在蚂蚁的海洋里翻拣，直到看见目标部首。再查字，仍是逐字找，食指从左到右，从上到下，最后摸到了那个字。芝麻大小的字被摸得多了，黑乎乎的，她常看得眼睛模糊，发昏。
吕永林看了，叹了口气：“我还是对母亲了解太少了。”他和妻子当初教过她正确的查字典方法，没想到她忘了，多年来原来是在“找”字。
“改造”母亲，吕永林心里知道是有意义的，但看到头发斑白的母亲变成学龄儿童，戴上老花镜，端坐书桌前，左手画画，右手写字，学不会还很辛苦，心疼她：“要不算了，不学了。”
吕永林后撤了一步，对母亲鲜少催促，反倒被妻子说没有执行力。他反反复复问母亲，你想不想做？你要是觉得不开心，咱就不画。秦秀英回答：倒也不是不开心。
出口
在争吵间，字典翻烂了，她不舍得扔，用针线和破布缝合。从一朵花、一只鸟、一行字渐渐累积，故乡的人与物从她苦难的内心里流出来。一次在餐桌上和儿子、儿媳聊天，她想起四妹妹从小长得俊，是个伶俐善良的小女孩，在民办幼儿园当老师，带娃娃们玩耍，很受欢迎。
不过聊到丈夫，她惯常的笑容迅速消散，很快说不要提他了。在24岁的一个夜晚，她拿砖头拍在丈夫头上，光着脚跑出家门。只有聊到这个首次反击，她才大笑起来，话变得很密，足足讲了15分钟，但对他没有一个褒义词。
丈夫是他书里唯一没写的亲人，她仍旧恨他，但现在她能试着回答“爱情是什么”了——互相体谅，重活他先干，女人有例假，不能碰冷，他帮忙洗衣服。如果能重来，“我要选对我好一点的”，她哈哈笑道，别的没了。遇到烦心事能相互开导，是顶天的要求了。
再回村走亲戚，她不再一味“咬难”（倾诉苦难）了，而是带着相机去采风，拍地里的瓜，渠上的蛇，新生的羔羊和牛犊。去年，她还独自骑车去二黄河考察。芮东莉说，婆婆开始用一种全新的视角，来打量自己的世界和生活。
以前，城里人看见向日葵，爱得不行，要拍照，她根本不稀罕，现在她也觉得可好看了。在书里，她写打葵花，“月亮上来了，星星明明的，村子里就听见捶葵花的声音了，就像敲破鼓，当当当地响” 。
因为画不好小人，秦秀英还主动报名了老年大学，这令芮东莉意外又自豪。到了2013年，她的文字几乎不需要儿媳修改了，画的线条愈发明晰，彩铅和水彩都能熟练使用，色彩更多样和艳丽。她还学会了上网，能简单查资料。博客上有人持续关注她，每次夸她画得好，她都回答：谢谢你的鼓励。
但往事历历，创作只是她大半生苦难的一个出口。母亲、三妹妹和四妹妹先后去世，她一下子崩溃了。她成宿睡不着，脑子里都是伤心事，无处攀泊。她不停地看电视剧，失眠时就回想演员名字，一遍遍背。
母亲连生了5个女儿，早年间受尽村里人笑话。大姐原本成绩优异，也被叫回家结婚。没想到嫁过去没地方住，冬天连厚衣服都没得穿，生的第一个孩子还是小儿麻痹。秦秀英常去看望，分别时，她闷声往前赶，怕别人看见她眼里的泪。无论寒暑，姐姐常穿一件旧棉布衣裳，黄、黑、绿交错的长条格子，缀了大块补丁。
雪后的河套平原四野苍茫，60里路，秦秀英一步一步走回家，内心凄惶：姐姐的命运这样，我的未来会好些吗？
辍学后，她每天掏苦菜，割柴火，还要忙做饭、针线活，不然到了婆家遭骂。上世纪90年代，她和丈夫搬到镇上，四处打零工。工作的木材厂倒闭后，他们在家里卖日用品，生意平淡，丈夫蹬三轮车给饭店送油盐醋酱，她守店，世界从庄稼地缩小至两三米长的玻璃柜台。很快，她当了奶奶，帮子女看孩子。
她没有朋友。城里老人有退休金，有自己的圈子，她不关心那些“张三李四”。清晨独自外出，在河边锻炼，从不和外人诉说沉痛，认为会被当作谈资。后来，儿子给她看刘震云的小说《一句顶一万句》，她看了好久，没看出“中国式的孤独感和友情观”，她觉得在讲老百姓四处营生（谋生），“可难了”。
年过七旬后，更是疾病缠身。脑鸣，“好像有东西从我眼前飞过，窗户都开始摇晃”。耳石症十天半个月发作一次，“听见的声音飞机不像飞机，火车不像火车”。她吞咽困难，常头昏呕吐。眼睛做完白内障手术后，仍旧不适，说话间，眼泪不断流出，她熟稔地伸手拭去。
拉开床头的抽屉，降压药一片4块钱，一天一片，每月要吃上百元。她细数自己每月几百元的收入，“惭愧咧，来了给子女添麻烦。”河套方言鼻音重，叠字多，她说起来，声音轻轻的。
写作就在病痛休息的中场时间进行。上一本书并不畅销，只印刷一次，版税2.5万元，即使加上其他收入，与付出也远远不成正比。吕永林说，出书让母亲超出了一点原来的天地，但她的精神世界还未建构起来，无法强大到足以忽视现实。他们劝她，好歹也是钱。
世上的果子，世上的人
在这场争夺母亲的对抗中，吕永林觉得自己取得了部分胜利。步入晚年后，母亲相对健康、快乐，母子俩说得着，“她在努力奔赴新生，这对于我们下层家庭出身的两代人而言，是极大的收获”。
秦家人也在夸她，外孙专门发了朋友圈，大儿子买了二十本书，四处送朋友。子女们坐火车跟陌生人闲聊，也亮出手机里的照片，说是家人画的。她以前得到的夸赞，都是“称职的母亲”，“好相处的婆婆”。若非这场晚年冒险，她大概率会继续隐没在人群中。
村里同龄的老人大多去世了，在世的也难以拥有安稳的晚年。书中的秋婶生了十个孩子，为了攒钱给儿子娶媳妇，一辈子不舍得吃穿，老了子女都不愿赡养，她背玉米杆时跌倒，死了。另一个村民，秦秀英给他打电话想送书，对方听了半天也没明白，“我现在不看书了，（快）八十岁的人，就等着死了。”吕永林说，这是无数农村老年人的痛。
但四妹妹的离世，秦秀英至今不能释怀。后辈们聊起这个四姨，轻描淡写地说，就是搞对象搞的。她感到不平，“她是被时代害的”。
在多次退缩之后，有一个理由真正说服秦秀英写出这本书：鸣不平。原来的写作计划里，除了亲人，都是写“坏人”。村里有个男人，家里人被叔叔们打死，他长大后报仇，将几个叔叔家炸了。儿子和儿媳说这个故事多好，让她写下来，她犹豫，“我不知道他是好人坏人了”。
访谈时聊到她的几个姊妹，她又落了泪，悲伤难抑。我原以为，秀英奶奶写书，是一个与苦难和解的故事，相处下来才发现，这其实是她多年郁结的最终爆发。她写“坏人”，是想揭露他们以及背后的社会，她不会总结，将其概括为“那个时代就是这样”。
原本，她是个怕事的人。芮东莉走到街上看到乱丢垃圾或破坏公物的人，忍不住要说上几句，秦秀英赶紧拉她的衣服：“别管，人恶起来，比鬼还厉害。”现在，四妹妹的夫家不愿她写，她不管，坚持写进书里。在第二本书《世上的果子，世上的人》里，四妹妹的名字直到文章末尾才出现——四妹妹死的时候，虚岁四十八，她的大名叫秦秀青。
“活生生的一个人，就那么没有了。像果子化在土里，静悄悄的，没有一点儿声音。”她不想让妹妹了无痕迹。
在吕永林看来，这是来自世界低处的记忆与端详。刘震云说，她像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一样，一辈子活在最底层，苦甜酸辣无人知晓，喜怒哀乐也无人关心。她自己把自己的“静默”说出来，这是真实的个体生命的历史，也包含着族群、民族和人类的历史。
秦秀英晚年的奇幻漂流还在继续，如果算得上成功，那她最为幸运的是，子女们以笔当船，将她推进了河流中。“写作塑造了另外一个没有被别人看到的她，丰富、有温度，脱离了原本的社会身份，拥有了更持久的生命痕迹。”出版社上海分社的主编刘玮说。
10月23日晚，一家三口晚饭后在楼下散步闲聊，星星出来了，三人仰起头看，秦秀英认出了牛郎星和织女星。客厅两边的玻璃橱窗里，也有秦秀英给儿媳捡的小甲虫和天牛。上一本书的稿费先打给了儿子，她没有银行卡。这次出版社来，她直接留了自己的卡号和名字。
上海图书馆也发来演讲邀约，一家三口都要上台。开餐桌会议，吕永林详细嘱咐母亲怎么写演讲稿。成稿时，他发现母亲又绕到当年在公社劳动，工分分配不公的事。他一下子不耐烦，声音提高，“你怎么不听，又偏离了航线”。秦秀英不做声，很快离开。吕永林感到歉疚，进了母亲房间，从背后扶住她的双肩，说我刚才太急了。她说，没事。
她想回内蒙了，因为疫情，她在上海待了一年。在公园，一位同龄的女士主动攀谈，用上海话问：“芮老师是出版人？”“吕老师是大学老师？”她光回答“啊”，其它的答不上来。只有路过一片花海时，她轻声说，这是波斯菊，有白色的，有紫红的，老家河边的公园也种。
做了11年自然笔记，现在她还是小学生一般的字迹，笔划松散，还有错别字。但偶尔可以连笔了，写到撇和捺时最恣意，尤其写名字的时候，“英”字仿佛舒展开了身体，要往前跑了。她就这样歪歪扭扭地写下了一个丰富的世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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